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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幣可以大幅升值
來源:《信報》 刊登
人民幣有很大的升值空間。舉兩個簡單的例子:港幣與美元的匯率是鎖定的,香港居民都知道,到深圳去購物和消費的價格比香港至少便宜一半。英國《經濟學人》時而發表各國貨幣兌美元匯率的「巨無霸指數」,麥當勞的巨無霸(Big Mac)漢堡,在美國售價為5.69美元,而在中國僅售22.6元人民幣(約3.18美元),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要將近4兌1美元才能達到購買力平價,即人民幣被低估約44%。
當然,「巨無霸指數」是略帶詼諧的粗略估計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正式估算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指數是2.04,意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被低估50%左右。儘管學界對人民幣的匯率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其真正價值眾說紛紜,但毫無疑問,其與購買力之間的差距是世界主要貨幣中最為顯著的。
2024年,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(GDP)為135億元(約為19萬億美元),佔美國GDP(29萬億美元)的65%。然而,按購買力平價計算,中國的GDP為38萬億美元,超出美國31%。
因此,如果未來五年內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逐步升值50%,將低估幅度由目前縮小一半至25%,不僅有基本因素支撐,而且對中國多方面有利:穩步升值將使人民幣更靠攏其購買力,增加家庭財富效應,有利於擴大消費,而且,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國際市場環境中,也有助於中國改善與貿易夥伴的關係。
而且,中國的名義GDP超過美國對中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。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種種舉措,旨在維持其名義上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。一旦中國的經濟體量以美元計超越美國,它的打壓就失去了意義,中美關係也有望根本性的改善。因為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,即便中國的GDP與美國不相上下,中國的人均GDP仍然是美國的四分之一,中國的經濟增長仍有巨大的空間。
一般而言,浮動匯率會自動調整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。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,貨幣會貶值,使出口更便宜而進口更貴,從而縮減逆差。反之,順差會引發貨幣升值,產生相反的效果。然而,我國已連續32年(1994 - 2025年)保持經常性賬戶(貿易和服務)順差,金額遠超資本賬戶的逆差,因之積累的外匯儲備高達3.3萬億美元。
按理說,這些基本因素會推動人民幣升值。但實際匯率為何仍大幅低估了人民幣的價值呢?這應該反映了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存疑以及對央行意願的期待,而並非缺乏基本因素的支撐。
任何一個央行都很難逆勢左右市場匯率,但是可以順勢引導市場預期,逐漸向其貨幣內在價值靠攏。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中,頗有先例可循。1993年,非官方市場匯率曾經觸及11元人民幣兌1美元水平(官方匯率為5.8)。1994年1月1日,人民銀行將匯率統一,定格在8.7元人民幣兌1美元(對於官方匯率雖屬貶值,但對於非官方市場匯率則升值)。達到這個效果要歸功於央行的引導,即向市場釋放強大決心的信號,而非動用外匯儲備支持人民幣。結果,外匯儲備不但沒有流失,而且大幅上升,從1993年底的212億美元到1994年底的516億美元,飆升了2.4倍。從此,人民幣再未低過並軌時的匯率,基本呈現升值的趨勢。
同樣,在1997-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,亞洲許多國家的貨幣大幅貶值,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,保持了其匯率的穩定,贏得國際輿論廣泛讚譽。在2008-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,中國再次展現了這一決心,人民幣始終堅挺而且升值。歷史證明,市場會跟隨央行明確的引導,自動推動人民幣升值,而無須央行持續干預。
儘管自2023年以來我國保持了5%以上的年GDP增長,但中國迫切需要減少對出口的依賴,而擴大內需。2023年,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5.6%,而淨出口(即貨物和服務出口減去進口)的貢獻是負11.4%;然而,在2024年,最終消費對增長的貢獻大幅下降至44.5%,而淨出口的貢獻則激增至正30.3%,這一構成在2025年前三季度幾乎沒有改變(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53.5%,淨出口為29%)。人民幣走強,將有助於減少淨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占比,有助於將消費的貢獻拉回到2023年水平,並通過推動外資的流入,才能更有效維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。
有一種說法,日本經濟「失去的幾十年」—即長期的經濟衰退—是1985年《廣場協議》後日圓的急劇升值所導致的,因此中國應該避免重蹈日本覆轍。其實這是缺少對日本經濟衰退深層次原因的分析。在1985年,日圓兌美元的匯率與其購買力平價隱含的匯率基本一致,並未被低估。而按照同一標準,今天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被嚴重低估。
更重要的是,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主要是政策失誤所造成。日本採取了過度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,從而迅速製造了巨大的資產泡沫:在1985年到1990年之間,東京的房地產價格瘋漲3倍,而日經指數飆升將近4倍。日本央行在1989年開始緊縮貨幣政策,不但已經為時過晚,而且力度太小。泡沫破裂之初,日本央行反而加大了緊縮力度,導致資產價格螺旋式暴跌。東京的房價在1991到2009年之間下跌60%,而日經指數在1989年12月到2009年3月之間損失高達80%。
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。在經歷了幾年的房地產和股市下滑後,家庭財富縮水,消費者信心低迷,花錢意願不高,而是把錢存入銀行,或提前支付房貸。從2015到2019年的5年之中,家庭可支配收入每年平均增長8.8%,個人存款每年增長10.2%;在2020到2024的5年中,可支配收入每年增長率降為6.1%,而個人存款每年反而上升到13.0%。因此,家庭囤積了大量現金,到2024年底,個人存款總額已高達150萬億人民幣,超過GDP總值(135億人民幣)。
儘管家庭資產負債表有待修復,主要是房價尚未扭轉下跌趨勢,但股市正在強勁反彈:在截至2025年9月底的12個月中,明晟中國指數(MSCI China)的上揚幅度是明晟美國指數(MSCI USA)的三倍,而明晟中國指數的市盈率僅為16.1倍,遠低於美國28.5倍的市盈率,因此仍有上升的空間。
人民幣的逐步升值將有助於修復家庭資產負債表,提升消費信心。如果家庭存款中的5%被釋放而投入消費,即為7.5萬億人民幣,約佔2024年GDP的5.6%,這將對經濟增長產生極為巨大的推動作用。
中國在貨幣和財政政策方面均擁有相當空間,遠超當時的日本和今天其他所有經濟體:實際利率在零通脹環境下高於美國,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仍在6%以上(美國為0%,歐盟/日本僅1%)。每降準1%,即可釋放出2萬億元的流動性。財政方面,IMF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全部政府債務(含地方政府融資平台)相對GDP比重為124%。但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,國有資產淨值對GDP比重超過150%,所以政府的總資產負債表呈現的不是淨負債,而是淨資產,因此具備進一步擴張的財政空間。
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條件已經成熟,但需循序漸進,以減輕對出口的衝擊。若五年內升值50%,人民幣仍然比今天的購買力平價低25%。穩步升值有助於擴大內需,更有助於吸引外資,同時緩解國際貿易夥伴對中國出口強勢的憂慮,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的衝動。近來,央行已持續將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中間值設定在較高位置,釋放出升值信號。可以考慮加大力度,以強化市場預期,引領人民幣持續性走強。
單偉建是太盟投資集團(PAG)的執行董事長,也是《走出戈壁》、《金錢博弈》、《金錢風雲》及《撥開浮雲看中國》幾本書的作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