悖論：以條款定罪於ONUS案與Mr. Pips案

敬請各位同仁與專家分享對以下問題的看法：
3月23日，公安部起訴與加密貨幣生態系統ONUS相關的案件，拘留Vương Lê Vĩnh Nhân及其同夥，涉嫌違反2015年《刑法》第290條，(利用電腦網絡、電信網絡、電子媒介實施詐取財產行為)及洗錢罪。
此案顯示出第290條與第174條(詐騙取得財產罪)之間的界線模糊。
第290條第1款規定，該罪名僅在“不屬於本法第173條和第174條規定的情形”時適用。這是《刑法》中少見的排除條件。
根據公安部的資訊，Vương Lê Vĩnh Nhân曾指示發布有關加密貨幣價值的虛假廣告，進行虛假交易以操縱供需和價格，意圖詐取投資者資金。
此行為完全符合第174條所描述的詐騙取得財產的特徵。犯罪者提供虛假資訊，使受害者相信並自願交付財產，從而取得財產。電腦網絡和交易平台僅是實施詐騙的工具，並非犯罪的本質。
問題在於，若行為已構成第174條的要件，根據第290條第1款的排除條件，則不能適用第290條。調查機關仍以第290條起訴，令人疑問：在定罪過程中，這一排除條件是如何被考慮的？我認為這是一個悖論。
在第290條與第174條之間的選擇，不僅具有學術意義，也具有實務上的重大影響。第290條第4款規定，若詐取財產價值達500百萬越南盾以上，最高刑期為12至20年。第174條第4款則規定，最高刑期同為12至20年，或判處終身監禁，且兩者的財產數額相同。當涉案金額高達數萬億越南盾時，20年與終身監禁的差距具有極大意義。
此前曾建議將第290條第4款的最高刑期提高至終身監禁，因為20年的刑期不足以反映高科技犯罪的危險性。ONUS案充分證明了這一點，該案涉及一個規模特別龐大的團伙，動用數十億美元，若依第290條審理，最高也僅判20年。
ONUS案的行為本質幾乎與Mr. Pips案相同。兩者都建立線上交易平台，發布虛假資訊，操縱價格，吸引投資者存款，然後進行詐取。兩者都建立了組織嚴密、跨國運作的系統，並都被追加洗錢罪名。
但Mr. Pips案涉案金額超過1300億越南盾，依第174條最高可判終身監禁；而規模更大的ONUS案，卻僅依第290條起訴，最高刑期為20年。較小的案件判得更重，較大的案件卻判得較輕。
這種差異可能源於兩案由不同機關處理。Mr. Pips由河內公安調查機關處理，ONUS由公安部安全調查機關負責。兩個機關面對結構類似的行為，卻選擇不同的罪名。這反映出問題不在於各機關的能力，而在於缺乏明確區分第174條與第290條的標準。
不久前，我曾撰寫兩篇關於刑事訴訟中分別定罪原則的文章。未讀者可在評論區鏈接中查看。這一分別定罪的問題，產生了兩種相反的觀點，關於行為工具與行為目的之間的關係。
在虛開發票逃稅案中，Vụ 14 VKSTC於2024年10月10日發布的文件號碼796/V14，指導將行為拆分為兩個罪名(第200條和第203條)，儘管第200條已描述“使用非法發票、憑證”的行為，屬於逃稅罪的構成要件。根據Vụ 14的指導，檢調機關將行為拆分，以追究更重的刑責。
之後，公安部、國防部與VKSTC亦發布聯合通告01/2026，採用類似指導。相關文章鏈接在評論區。
而ONUS案則形成相反的原則。它選擇依第290條，刑期較輕（最高20年），而非第174條的終身監禁。
兩個案例都反映出一個根本問題：缺乏由中央司法部門統一指導的標準，來界定在高科技犯罪中罪名的界線。
在我看來，若ONUS案的行為本質是詐騙取得財產，且電腦網絡僅是實施工具，那麼正確的罪名應為第174條。不能用“利用電腦網絡”作為定罪標誌，既作為第290條的判斷標準，又與已由第174條涵蓋的詐騙本質脫節。
國家正逐步開放數字資產市場，推動合法化與監管，但《刑法》尚未明確指導在利用技術平台進行詐騙時，如何界定罪名。
不能讓刑法在界線不清的傳統詐騙與網絡詐騙之間徘徊，而國家正積極推動數字資產市場的開放。
因此，亟需統一指導，明確適用第290條第1款排除條件，並闡明當通過網絡進行的財產詐騙(提供虛假資訊、建立虛假信任，使受害者自願交付財產)時，應依第174條處理，不應適用第290條。
—律師黃河的分享